日本10万研修生中，八成来自中国，平均每个研修生三年被克扣300万日元左右。在日本，维护研修生权益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中国留日研修生生存状况调查
据日本媒体报道，2007年12月11日，日本岐阜县岐阜市一家缝制工厂的5名中国女实习生向《中文导报》申援称，她们遭到该企业强制遣返，而且按照日本《劳动基准法》，企业还拖欠了她们每人435万日元(100日元约合6.5元人民币)的加班费和工资。日本研修生问题再掀波澜。
2007年年末的一天，本间高道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在距东京300公里左右的日本岐阜县街头一家茶店里，他正在谈判，对象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对白像电影：老大拖着长音问道“你的家人生活得还安全吗?”本间则大力地拍着桌子：“你敢威胁我吗?”顾客一下子都被吓跑了……
本间高道，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的理事长，同黑社会老大谈判的经历在他的人生中已经多次出现。
劳动组合类似于中国的工会组织，但不是企业内部的工会，而是代表一个阶层或者类别工人权益的组织。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代表的是中小企业小时工的利益，本间告诉记者，“从5年前开始，有中国的研修生进入我们这个劳动组合。”从那时开始，本间开始了不断代表中国研修生向企业主讨还法律规定的劳动所得的艰难历程，他面对的是中小企业主们雇来的谈判代表——黑社会老大。
研修生溯源：日本的血汗工厂问题
研修生是日本特殊制度下产生的特殊外来劳工。
中日友好协会的冈崎温见证了那个年代，他是最早引入中国研修生的人。他告诉记者，名古屋与南京市是友好城市，在1980年，当时江苏省提出来想要到日本学习种甜瓜，于是在中日友好协会的运作下，江苏省外办派了6个农业研修生来到爱知县学习，这6个人可以算是最早的研修生，而他们当时都是省级机关或者农业单位的技术人员。冈崎记得当时的组长后来还官至江苏省副省长。
然而在东京大都会电视台的评论员莫邦富看来，所谓的研修生制度反映的是日本一方面不想承担开放劳动力市场带来的义务，一方面又想得到廉价劳动力的事实。“日本研修生问题就相当于国内的血汗工厂问题。”
日本的研修生，大部分来自中国。据统计，目前在日的中国研修生近10万，约占总数的80%，主要分布在纤维制造、食品加工、电子、运输及机械制造等行业的中小企业。
“岐阜县是日本传统的纺织基地，当年很多女工从全国各地来岐阜工作，可以说是写就了一部日本女工的兴衰悲哀史。在上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人力、土地等成本不断上升，日本的成衣业逐步转移到东南亚和中国，岐阜县是目前日本唯一保留了纺织业的地方，这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作为廉价劳动力的研修生的支撑。”本间告诉记者。
中国女工：平均被克扣300万日元
周惠萍工作的大五株式会社确切地说是一个小型的家庭作坊。工厂的构成就是一个老板、两个日本管理人员，再加上来自中国的9个研修生。周惠萍她们都来自江苏南通，她们的工作职责是把海外来的衣服熨好叠起来装袋。
出国前，周惠萍同国内的中介公司签了合同，按照合同的规定她交了3万元的保证金。合同的规定很细，周惠萍只大概记得：“未经准许，不准私自外出;禁止购买使用手机、BP机等通讯工具;不得使用会社电话，一律禁止与国内外任何电话的联系等等。”
合同中规定了工资：第一年是每个月5万日元，第二年和第三年是5.5万日元，加班费300到400日元/每小时。周惠萍她们并不知道，按照日本法律规定，她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是一个月11.4万日元，加班费是一小时800日元。
虽然来了日本两年半了，但周惠萍从来没有单独外出过，甚至没有到过离工厂不过二十分钟的名古屋市区。偶尔的几次外出办事总是由老板亲自接送，她们知道这是老板怕她们跑了。
随着今年最?，她们就有了买一台二手电脑上网和家里人联系的念头。但老板的答复很明确，安装不了。周惠萍的心里很明白，这是老板怕她们对外界的信息了解得太多了，特别是对日本研修生的一系列状况和信息知道得太多。正如她们不可能拥有中文报刊等读物一样，她们是肯定不可能拥有网络的。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对研修生的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修生周六和周日，照常工作。他们一整年休息的时间不超过一周，比较极端的例子甚至一个月加班超过160小时。为了防止研修生逃跑，他们每个月大部分的工资都被收回去进行强制性存款，他们没有存单也没有护照。
“如果按照三年计算下来的话，每一个中国研修生大约有300万日元左右的钱是法律规定应得而未得的。”本间告诉记者。
“目前，我们一个月大约要处理20单这样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讨回工资的一单也没有，有的全部讨回来，有的讨回来一半。”本间对这么高的成功率非常满意。“因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政府机构方面，还是舆论上，都是站在研修生一边的。”所以这些中小企业主最后的方法就是请黑社会老大来谈判，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打官司的话，他们是打不赢的。
这就有了本文开头的场景。
利益群体：来自不良派遣公司的阻力
对于黑社会老大，本间并不放在心上，但最让本间痛心的是作为利益方的中介机构的阻力。
去年上半年，日本发生了一起著名的研修生维权事件：在日本广岛东部福山市劳动组合的努力下，3名中国女工李红慧、沈晓梅、缪秀琴与她们的日本雇主展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并成功拿回了自己应得的400多万日元，但在回到家一周之后，她们就分别收到了法院发来的传票。
原来，她们的派遣公司靖江公司将3人告上法庭，要求每人按照原先签订的合同，赔偿公司20万违约金。法院最终维护了女工们的权利，9月6日，靖江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了靖江公司要求3名女工各赔偿20万的诉讼请求。
“这几个女工终于拿回了她们的钱，但我们这里已经发生了很多起，在我们的帮助下，研修生拿回了钱但她才回到国内就会被派遣公司的人堵下来，强制把她们的钱拿走。有的研修生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就把钱寄回家里，但是这些派遣公司会不断地来到她们家中威胁着要告她们之类的。”本间告诉记者。
“由于这些中小企业在日本国内只有黑社会这个最后的办法了，他们就转向让中国的派遣公司来出手，签不平等的合同。在合同条款中设置保证金一项，虽然中国政府在2004年就颁布了法律规定，派遣公司不能收保证金，但实际上还是在收取。一般保证金在3万元人民币，我听过最高的一个保证金是18万元。除了保证金还要有3个保证人，其中两个还要是公务员。”
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做过一个调查，如果按照日本法律规定给研修生一个月11.4万日元的工资和800日元一个小时的加班费，这些雇用研修生的中小企业大部分都将走向破产，因为这些企业目前的利润根本负担不起这样的人工费，但如果加班费控制在一个小时600日元以下，公司就可以保持不亏不赚。
但是大量的成本都花在了双方的中介公司上，“中介公司宁愿专门派一个人到日本来，来管理研修生，解决研修生的不满情绪，让他们不要闹事，扮演着监工的角色。但你想一想，一两个人长期驻守日本，这个花费和成本又要多少?这些钱还不如花在提高工资上。”在本间看来，中介公司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一条错误的道路。
提上日程的改革：前路仍然阻力重重
目前，有8000名工人会员的岐阜县一般劳动组合里只有181名中国研修生会员。本间告诉记者，在日本的劳动组合中有许多外国人，比如日籍的巴西人，但中国的人很少。
本间认为，在未来的几年中，研修生问题仍将成为一个突出问题：一方面随着中介公司的无序竞争，在他们彼此压价中研修生成为最大的利益受害者。另一方面，在中国四处借钱交纳了高额保证金的研修生有着巨大的赚钱压力，但研修生目前的收入水平难以令人满意，在1993年~1995年的日元最高峰值时期，5万日元差不多可以换5000元人民币。但现在随着人民币的升值，5万日元只能换3000多元人民币，而目前中国沿海城市一个成熟的工人也可以拿到近2000元的工资。
从日本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日本将进入老龄社会，预计到2025年，日本要维持现有的经济发展速度，缺300万劳动人口。这些劳动人口无疑不可能再沿用目前的研修生制度进行解决。
目前，日本厚生劳动省提出了一份修正方案，其核心是废除不适合现有劳动法令的研修制度，统一为外国人实习制度。
厚生劳动省提出的修正方案内容包括：废除为期1年的研修修生的名义，实际为劳务)，是国外发达国家政府为解决人口老龄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