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期，就在英国已经产生了诸多科学家、法国启蒙运动逐渐高涨之际，德国全境分布着360个小邦国和1000多个骑士领地，盛行“诸侯君主专制”。直到1814—15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德意志还仍然只是一个地理名词。

这样的局面导致国家无法实行比较统一的经济、文化政策，当然也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政治权力和国家力量。当英法等国为如何建立和健全民主制而努力时，德国却苦于无法实现专制与集权。因为一个分散的、有名无实的德国无法在欧陆有体面的表现，甚至有任人宰割的危险，拿破仑战争所向披靡，将德国境内的小邦国扫荡得只剩十分之一就是明证。

跟所有中央集权的国家一样，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努力加强首都的地位，让最有名的大学位于首都所在地柏林，同时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手段之一。建立于1810年的柏林大学，毫无疑问地成为首都和皇权在高教领域的展示面而予以有意识的加强。自然，强弱都是相对的，而且由于邦国本为事实上的对手，普鲁士王国对于非首都地区的大学怀有敌意而有意识的打压就成了必然，这当然有利于提升位于首都的柏林大学的地位。

哈莱大学首当其冲。而柏林大学正是来源于哈勒大学、自己却最后被边缘化，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对旁系大学的拒斥。

哈莱大学的前身马丁路德-哈勒维腾贝格大学于1502年由萨克森地区诸侯腓特烈三世建立于莱比锡地区，为德国一所著名的国立综合性研究型大学，也是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经过以后的沿革，到1694年正式成为哈勒大学。它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知识中心及18世纪德国辩证学的发源地，知名校友不胜枚举，为众人熟知的是宗教改革之父马丁路德。拿破仑战争期间，哈勒大学是抵抗运动的中心，深谙文化力量的拿破仑认为，要想毁灭一个民族及其抵抗力量，就必须摧毁其大学，因此所到之处，大学难以避免厄运，哈勒大学自然不能例外。

1807年，哈勒大学被并入拿破仑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王国。哈勒的大学教师代表团在法学教授施马尔茨的率领下，到柏林请求威廉三世国王在柏林重建他们的大学，得到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同意。他对教授们讲到：“这个国家必须用它精神上的力量来弥补它物质上的损失。正是因为贫穷，所以要办教育。我还从未听说过一个国家是因为办教育而办穷了的，办亡国了的。教育不仅不会使国家贫穷，恰恰相反，教育是摆脱贫困的最好手段。”他甚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大学是科学工作者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禁区，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1810年柏林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创办的。

然而，后来的情况并非这样。由于政治原因，哈勒大学地位的衰落已成定势。一部分师资力量留在了柏林大学，成为国家关照下的知识分子。拿破仑帝国崩溃后，老校区的教授们因为为敌国服务过的原因被降职或解雇;1848年反对威廉四世的民主运动失败以后，一些教职员被开除或放逐，该校在当时不再具备德国名校的地位。加强王权的前因不可避免地结出了学术衰弱的后果。

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对哥廷根大学的打压和对柏林大学的扶持，成为政治干预高等教育、最终自食苦果的典型。

1734年，时为英国国王及汉诺威大公的乔治二世决定委派其重臣冯-明希豪森在哥廷根创办大学，旨在弘扬欧洲启蒙时代学术自由的理念，也因此一开欧洲大学学术自由之风。大学创办之初，即设有神学、法学、哲学、医学四大经典学科，尤以自然科学和法学为重。整个18世纪，哥廷根大学因其极为自由的科学探索精神和氛围而居于德国大学中心地位，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大诗人海涅、格林兄弟、叔本华等先后求学于哥廷根。拿破仑也曾于此研习法律，并言“哥廷根是属于全欧洲的”。被称为“最重要的数学家”的高斯任教于此并开创了哥廷根学派。黎曼、狄利克雷和雅可比在代数、几何、数论和分析领域做出了贡献。到19世纪，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和克莱因更是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前往哥廷根，哥廷根数学学派进入了全盛时期。到20世纪初，该校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世界数学中心，美国的所有大学尚处于甘拜下风状态。

但哥廷根大学没有摆脱被柏林大学排挤的命运。德皇的做法就是减少哥廷根的教授名额、增加柏林大学的教授名额。从表面上看，这似乎不是一所大学兴衰的主要因素，但在当时的德国和教育体制下，这却成了致命性原因。教授职位不仅决定了尖端学术成果的有无，而且直接决定专业设置。

如果观察德国教授的升迁途径就可以看出，几名或十几名教授的成果就决定一所大学的世界排名，少一名或多一名教授指标，往往就是少一次或多一次诺奖;少一个或多一个专业。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当时的现实。只要看看当时德国教授产生的程序和一个专业只设一个教授、没有教授就不可以设置专业的规定，以上结果便一目了然。

德国评教授的基本程序为：

首先选定几名同行专家，因为只有同行才可以对被考察对象的学术成果做出比较准确的评判，防止外行误判;其次，避免同校评委。因为这既有可能营私舞弊照顾，也可能因为积怨和过节故意打压报复，影响公平公正;其三是不能有师承关系，以防止荫庇或老师嫉妒学生、同门互相嫉妒产生的不正常操作;其四是没有同学关系，其五是没有过科研合作经历。总之，所有规定都是避免以往的情意和怨恨等情绪掺乎投票过程，保证选出符合要求的人才。

过了这些关的，依然不是教授，要等有机会去竞聘。因为德国大学的教职不能在原来工作的地方晋升，必须等某大学有高一级空位时，已经通过上述考察评估具备了教授资格的人才能前往竞聘。过了则留，不过则继续当候补教授。全国大学形成了这样的教授流动机制，杀将出来的，那真是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想不牛都不行了。因为德国的教授如此珍贵，所以他们的生日德皇都会递上亲笔签名的贺卡，教授也是大学里唯一的公职人员。

回过头再理解德皇操控教授指标扶持柏林大学对哥廷根大学的打压就非常清楚了。尤其对于与其政治统治密切关联的人文社会科学，德皇通过持续削减哥廷根大学教授名额、增加柏林大学名额的办法，让哥廷根大学老牌的法学、哲学衰落，强化柏林大学的相应实力，最终使20世纪初年的哥廷根大学在辉煌顶峰时开始下滑，柏林大学地位上升。

然而，吃了偏食的柏林大学崛起并不能说明其学术环境的本质优化。吃了政府的，就失去了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所具有的极为自由的科学探索精神和氛围。作为后发国家的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军国民教育被贯穿在教育方针中。跟拿破仑战争时期哈勒大学对暴力的抵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柏林大学学生成为希特勒冲锋队的重要力量，不仅狂热地反犹，而且将图书馆的图书搬到广场上焚烧。

一个国家的教育方针当然不只实行于柏林大学，大多数德国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反对和迫害犹太科学家与其他进步人士的活动中。从希特勒上台到纳粹政权覆亡，40多万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德国人流亡美国。可见，从根源上说，德国统一后的教育政策决定了德国科技从顶尖下滑、其世界第一的位置由美国取而代之的命运。

历史的微观往往会在宏观环境中越发清晰，教育和科技及承载它们的校园本是纯粹的，夹带了私货就会付出走私与作假的代价。德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在十九、二十世纪的跌宕，就反映了这种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