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照顾两个年龄只差一岁的儿子，卡尔6年前辞去警察的工作，做了“全职爸爸”。当时，他别无选择：夫人是牙医，年收入是他的数倍。在加拿大累进式收入税体制下，他若继续去挣自己那份工资，他们不仅要多交税，还要花更多钱给两个孩子请私人护理。

　　“全职爸爸”在加拿大已不是什么“新职业”了。加统计局数据表明，1991年全国的“全职爸爸”约有8．8万，而2002年这个数字为11万，现在仍呈上升趋势。这在上世纪50年代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情，那时放弃工作照顾孩子完全是妈妈们的“专利”。

　　加拿大“全职爸爸”的出现和增多，意味着夫妻双方原来因性别差异而形成的家庭角色已被颠覆。在就业、教育和收入等方面，加拿大女性顶起了半边天。

　　加拿大统计局另一项研究表明，加男性2005年平均每天做家务2．5个小时，比1986年增加0．4小时。而女性上班时间则从1986年的3．3小时增加到4．4小时。虽然女性做家务时间还是高于男性，但时间由4．8小时减少到4．3小时。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妻子年收入在10万加元以上的家庭，丈夫分担家务的可能性更大，有的干脆当起“全职爸爸”。

　　在教育方面，加拿大女性也取得巨大进步。到2004年底，加所有获得学士学位者中，有62％是女性。据加拿大医学系联合会统计，加17所医学院中，女生占绝大多数的有13所。魁北克城拉瓦尔大学医学系2005年女学生占录取新生比例更是达到创纪录的80％。

　　加拿大道明银行一份经济研究报告显示，在25岁到44岁的加拿大女性中，2005年从事有酬工作的比例已从30年前的50％升到82％。在接受调查的460万对夫妇中，有28％的妻子收入高于丈夫，而在上世纪60年代末，这个数字只有11％。在加政府、公司管理层，女性占37％。在商业和金融领域的专业人士中，女性超过一半。尽管在工程和自然科学方面，男性仍处统治地位，但医生中，女性占55％，1987年这个数字为43％。

　　加拿大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是偶然。上世纪60年代兴起的妇女运动，对加社会体制带来了革命性影响。《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就业公平待遇法》《就业保险法》《加拿大劳工法典》《离婚法》《家庭法》以及有关反对妇女暴力的干预和救助政策等，构成了较完备的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体系。1976年起设立的妇女地位署是专门促进和保护妇女权益的政府部门，它同全国上百个妇女组织和团体都结成了伙伴关系。目前，加相关立法或政策在形成前都要进行“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专门分析。

　　但不少加拿大学者指出，社会上男女日趋平等是事实，但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上工作岗位的那一代女性比，现在成年女性的幸福感要低得多。因为当时女性只是简单地要么选择工作，要么养孩子，但现在的事实是，73％的加拿大女性是既养孩子又要工作。这种双重或多重角色给现代女性带来的是加倍的压力和焦虑。可以说，一个男女绝对平等的社会实际上是个乌托邦。

　　多伦多心理学者芭芭拉基琳格说，25年前她的病人中几乎没有女性，而现在女性病人已占多数，其中很多人患有明显的精神崩溃综合症：害怕失败，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充满抑郁和妄想等等。综合心理治疗信息看，目前加全职职业女性因压力而患抑郁症的比例是男性的两倍。

　　宣称引导新女性运动潮流的非政府组织——“加拿大真女人”认为，以前的女权运动片面强调了女性的社会角色，但忽视了她们作为母亲的家庭角色和情感需要。政府应立法或制定政策，把女性的这两种角色有机结合起来。

（编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