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东斯蒂夫一家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每个周末,斯蒂夫夫妇都会带着三个孩子在花园里玩耍。
有一天,斯蒂夫太太和先生商量:“你看这花园的草疯长了,花也不成形了,下个礼拜天我们修整一下。”斯蒂夫大声叫起来:“你没看见我这段时间正忙着?干脆请个人算了”我正好从他们身边经过,一抬头瞥见了花园的小房子里堆放的锄草机、剪刀,便说:“如果你们没时间,我可以帮你们做。”我帮他们做当然是无偿的。他们一家平时待我特别热情,再说,我在国内时,每年寒暑假都去给经营苗圃的叔叔帮忙,修花剪草的活儿也学过几招。
斯蒂夫太太看着我,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真的?露茜,你还会做这活儿?”她惊喜的表情和语气倒让我有些不自在起来。我红了脸,忙低下头:“只是略知皮毛,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那要多少钱呢?”“这点小事,谈什么钱!”“那怎么行?你的劳务怎么能不算钱呢?”“权当是我练练手艺呗。”我笑着说。“花园要是修整得不好看,邻居会笑话我们的。”斯蒂夫插了一句。其实,邻居的花园我也看见过,都是些简单的修整,虽然胸有成竹,但我仍然不能将话说得太“满”,“那我试试看。”斯蒂夫夫妇若有所悟地点点头。
三天后的一个下午,我放学回来,看见一个穿着工装的人正在花园里推锄草机。我觉得有些奇怪,心想我不是答应了他们吗?怎么又请人了?这时,他们12岁的大儿子赖斯从屋里走出来,我小声问他:“这是你们请的工人吗?其实,我也能做的。”赖斯盯着我说:“你真的会做?”“那当然,我以前学过的。”在小孩子面前,我倒显得非常自信。“我妈妈说,你不要工钱,只是想练手艺,你自己都没把握,怎么能把花园弄好?”我蒙了,愣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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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一边看工人干活,他的手艺并不好,修剪过的草坪参差不齐,还要再做第二次。但是他却明码开出他的劳务价:每小时8美元。史蒂夫夫妇对他手艺的认可也许就是因为他开出的这个价吧。而我,却因为无偿而遭到拒绝。
没多久,我那曾引以为豪的“谦虚谨慎,与人为善”的处世哲学又一次让我碰壁。
那个周末,我开着旧跑车去参加一个同学聚会。车行至露洛里,有一个右拐弯。我微微转了转方向盘,左眼的余光里突然闪过一辆红色的别克。我侧头,果然它是在加速超车!在拐弯处超车,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急中生智来了一个急刹车。对方可能也发现了危险,手忙脚乱地左转方向盘。由于刹车太急,我的头重重地撞在前车玻璃上。幸好,玻璃没碎。我呆坐了两分钟后,缓过神来,转头去看别克。发现它已撞在了左边的栏杆上,窗玻璃溅得满地都是。我慌了神,忙下车向它奔去。
车主人满脸是血,失神地望着我。“I'm sorry,I'm sorry!”我忙不迭地道歉,并马上打了救护电话。
十分钟后,救护车到了。医生给他做了全面检查,发现除了头部外伤外一切正常。这时,警车也鸣笛而来。他们简单勘测了现场后,将我拉上车,要带到警署去。“别克”的主人因为要到医院打消炎针,做包扎,便由另一名警员带上了救护车。看着他满脸血渍、痛苦的表情,我心里也很难受,又说了一遍:“I'm sorry。”
警员分别对我们做了调查笔录。很快,他们形成了意见:“别克”是受害者,我负责赔偿他135美元的医药费。我糊涂了,他违章超车怎么还要我赔偿?警员的解释是: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难以调查出真相。根据“别克”的口供和他们自己亲耳所听,我在第一时间承认了自己的过错。我简直要气疯了,这叫办什么案!我一句礼节性的话语竟然成了定罪的证据!
“当然,你如果不服这个意见,可以上诉。”警员慢条斯理地说。我当然要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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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个多月繁琐的诉讼、取证、申辩,法庭最终给了我一个公正评判。但那两位警员却不肯为自己草率的行事向我说一声“I'm sorry”。 官司虽然赢了,但我的心情却并不轻松。
后来,和一位来美国多年的同胞讨论中美两国的礼仪文化。他说,其实美国人也很注重礼仪,只是他们的感情比较外露,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像中国人,以含蓄为美,崇尚礼多人不怪;而且,他们的自我意识也很强,不轻易否认自己,当然也不会随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久之后我遇到一件“好心没有好报”的尴尬就是这句话的验证。
我在范德里大学学习物理,每天早上我都是最先到校的学生。每次走进校门,我都能看见雷泽太太佝着腰在做地面清洁。听说,雷泽先生两年前患肺癌去世,留下两个孩子,现在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雷泽太太在学校做后勤的薪水。她不过刚刚40岁,但她的脸色却很憔悴,背也有一点驼。
一天早上,我进校门却没看见那个“佝着腰”定格的画面。看看地面,仍有很多污渍,显然雷泽太太还没有打扫。是忘了?还是有其他事耽搁了?上课时间还早,我没多想就拿起拖把干了起来。
“先生,”不知什么时候,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嘶哑的声音。我转过头,原来是雷泽太太,她的脸涨得通红,表情很痛苦。“先生,你这样做太过分了。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身体又不好,这份活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你有奖学金,身体好,干什么都能挣钱。”我听得云里雾里。这时,旁边有几个学生经过,也在窃窃私语:“雷泽太太多可怜,连这份工作都被人抢走了。”我恍然大悟:原来是雷泽太太误解了。我忙将拖把递到她手里。我发现她的手有些烫。她不解地望着我,说:“你不和我争了?”
这时,一个小女孩跑过来,拉着她的衣角:“我来帮你做。你还在发烧呢!”小女孩说,妈妈昨晚 烧了一夜,早上醒来从窗户里看见有个年轻人在做卫生,以为我是乘人之危顶替了她,便硬撑着身体起来了。
我劝雷泽太太回房里躺着,并向她解释,说工作还是她的,今天算是我帮她。“那怎么行啊?我做这活,他们是付了工资的。”最后,我不得不答应,晚上到她家吃饭,算是她回报我。
后来,我和雷泽太太一家成了朋友。我给她讲了我们中国人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传统。她刚开始总是不太理解,后来看我的确是善意的,因此对于我偶尔的帮助也能慢慢接受了,但她却总是会馈赠我几道可口的点心。
很长一段时间,雷泽太太撑着病体、看见我抢了她饭碗时那种绝望的神情,在我心里都挥之不去。我一直对自己那天鲁莽的善行给她造成的心灵伤害而歉疚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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