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和剑桥，是英国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这两所大学也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大学。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和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是不列颠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这两所大学也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大学。

　　两所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瓜葛

　　牛津与剑桥，无论是从历史上，或是在现实中，都有着密不可分的瓜葛。

　　早在1096年，在牛津就开始有学者从事学术和教学活动，但这种学术活动时断时续，公元1167年后才迅速发展起来。是年，国王亨利二世同法国国王发生争吵，便把英国学者从巴黎大学召回，并禁止英国学者和学生去巴黎大学讲学或求学。一些著名学者就来到牛津，从此牛津便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大学。

　　到了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牛津大学的教学活动涉及文科、

罗马法和教会法、神学和医学，成为一所探索当时普遍学问的场所。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牛津大学有了由大主教任命的牛津学长，管理大学事务。公元1213年，牛津从罗马教皇的使节那里得到第一张特许状。大约在1214年间，杰弗瑞·卢西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校长。

　　在中世纪，那些思想活跃、生活不羁、赊欠债务和酗酒闹事的青年学生，常常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公元1209年爆发的一次骚乱最为惨烈，牛津一名学生在练习射箭时，失手误杀了镇上一名妇女。愤怒的居民抓获了多名师生，严刑拷打，其中3名学生被残忍地吊死，数以百计牛津师生被追逐殴打，牛津学堂也被劫掠一空。在这次大规模骚乱中，为了躲避凶险，有12名牛津师生流落到剑桥，被当地的伊利主教收容，进而从事讲学活动，其他地方的一些学者随之慕名而来或讲学、或授业，于是，一所新的大学逐渐建立起来，这就是剑桥大学。

　　800年精英辈出

　　在牛津与剑桥800年建校历史上，两所名校为英国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

　　在牛津的学子中，已经先后出现了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历史上的41位首相中，有30位毕业于牛津大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世界上以 “铁娘子”著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牛津大学瑟蒙威尔学院的高材生，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也是从牛津大学走出来的。此外，麦克米伦、威尔逊、希思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已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也都毕业于牛津大学。

　　而在剑桥的学子中，也是群星璀璨，从剑桥校园走出的毕业生中先后有63人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近现代物理学创立者和近现代科学奠基者牛顿、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伟大诗人拜伦、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佛兰西斯·培根、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凯恩斯、著名哲学家怀海德、英国著名政治家克伦威尔、有“新加坡国父”之称的著名政治家李光耀、DNA之父克里克和瓦特森、著名物理学家和《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等等都毕业于剑桥大学。

　　牛津与剑桥的辉煌成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不列颠民族的巨大荣耀。试想，如果没有了牛津与剑桥这些哲学大师、科学巨匠、伟大作家，人们就很难想象不列颠在世界民族之林里将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因而，如今有人甚至这样诘问:“如果没有了牛津与剑桥，大英帝国还能剩下什么”

　　在英国社会，牛津、剑桥就是通向权力和荣耀的捷径，许多牛津与剑桥的学子就是踏着这条捷径，登上了英国社会政治权力的高峰。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执政的工党内阁，几乎清一色牛津毕业生，人们戏称每天的内阁会议俨然成了牛津校友的聚会。有人统计，英国1979年这一届国会中339名保守党议员，就有94名来自牛津、75名来自剑桥。

　　牛津与剑桥毕业的学子“精英”一旦步入社会，往往组成俱乐部、校友会，如此父一辈子一辈地代代传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又十分注意相互攀援、提携，自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因此，对于英国的青年才俊来说，能够进入牛津与剑桥读书，便是一条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光明之途。当然，牛津与剑桥也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

　　多年来，牛津与剑桥这种独步青云的状况，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强烈反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英国《金融时报》社长、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提出了《罗宾斯报告》，指责牛津、剑桥的垄断地位和默守成规所带来的严重弊端。报告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当时的英国政府深以为然，在48小时内就批准了这份报告。英国政府决定创办更多的大学以冲淡牛津、剑桥的影响，很快，有8所大学开工修建。但是人们惊诧地发现，这8所大学几乎和牛津、剑桥没有什么任校长。

　　由“父子关系”到“冤家对手”

　　牛津与剑桥是不列颠高等教育比肩并峙的双峰，当年的“父子关系”也一变而为相互激烈竞争的“冤家对手”。两所名校无论是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优秀生源的争夺、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在社会公职和社会声誉的拥有等方面，都展开了全方位的激烈竞争。甚至于这两所大学的政治界限也很分明，牛津倾向于支持托利党(保守派)，剑桥则倾向于支持辉格党(激进派)。两校学子，互不称臣，都将对方叫作“那另一个地方”。

　　在剑桥的国王学院教堂唱诗班席位上方的挑棚上，分别画有牛津与剑桥的徽章，但在这两个徽章中都增加了一本书的图案，牛津徽章中的书本打开着，而剑桥徽章中的书本闭合着。于是，牛津人说:剑桥人无知，因为他们的书本总是合上的；剑桥人则反唇相讥:牛津人太懒，因为他们的书本从来都不合。

　　始于1829年的牛津与剑桥的划艇比赛，两校都心照不宣地视之为判别强弱的“战场”，现场观众往往多达数十万。由于比赛异常激烈，以至于这两所大学一年一度普普通通的校际比赛，竟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比赛每年都在泰晤士河上进行，截止2005年，牛津代表队已经赢得72次胜利，剑桥队则赢得了 77次胜利。其中，在2002年的划艇比赛中，牛津代表队仅以领先2秒的优势击败剑桥代表队，成为有赛事年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

　　这种两所大学双峰并峙、激烈竞争的情形，人们在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发现，如美国的哈佛与耶鲁、中国的北大与清华等。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存在两所或更多实力相当、构成激烈竞争的高等院校，实际上，这对于促进这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优秀人才的培养，往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英国一位著名学者如此评价牛津与剑桥的竞争:“牛津教你无中之有，剑桥则教你有中之无。”然而，中国在这方面是走过很长一段弯路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所谓“院系调整”，盲目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将综合性大学都按照文、理、工、农、医等分科，拆并为单一学科的高等院校。因而，北京大学变为单纯的文科大学，而清华大学则变为单纯的理科大学。如此一来，不仅校际之间的竞争不复存在，而且，文理分割也给高等院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造成了巨大损害。这一状况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十年前才得以逐步纠正。

　　牛剑(Oxbridge)之异同

　　长久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被人们联在一起的。在英文里，人们还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牛桥(或者说“牛剑”)——Oxbridge。其实两校差别并不大，从学校组织架构，到校园的建筑格式等许多方面都非常类似。当然，不同之处也是不需刻意寻访就可以找到的。

　　有人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做了分析，例如，牛津的师生会问:“What do you think”而剑桥的师生会问:“What do you know”看来，牛津大学更注重思想，而剑桥大学更注重求知。从学科优势方面看，人们一般的看法是牛津大学的人文科学更强一些，而剑桥大学的工程技术更有优势。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牛津往往出政治家，而剑桥则往往出科学家。有人还专门就此作了一个“妙解”：牛津的爱西斯河连接泰晤士河，所以，能够一帆远扬，直通英国政治权力的中枢——伦敦的国会大厦;然而，剑桥的剑河，游走于乡野之间，带着闲云野鹤、云淡风轻的旷达，通向的是永恒大自然的神奇与奥秘。

　　有人指出，牛津是“城市中的大学”，剑桥则是“大学中的城市”；还有人指出，牛津是一个“大学城”，剑桥则是一个“大学镇”。甚至有人精细入微地发现牛津与剑桥的比较差异：牛津的河中撑船者站在船舱里，剑桥的河中撑船者则站在船头的甲板上。

　　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大而化之的比较差异，就如同一些中国人热中的所谓“海派”与“京派”比较等等，可以聊备一说，但是，切切不可当真。因为，现实社会的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如果要想正确地认识“他”，都不得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如此一类的“比较”，或者仅可视为人们机锋和睿智的表现，或者仅可当作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谈资，姑且听之足矣。

　　牛剑与汉学研究

　　长期以来，牛津与剑桥与中国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两所大学都开展了中国学的研究，都成为欧洲中国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也取得了一些有着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

　　牛津的汉学研究代代相袭

　　牛津大学早在1604年(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其博德林图书馆便开始收藏中国书籍，17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1151册。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又有??5万余册。公元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了许多从石器时代到清代的珍贵中国文物和艺术品??》、《中国史》和《中国与英国》等著作。

　　牛津大学以上早期的三位汉学讲座教授，都有英国对华宗教和殖民扩张的背景。由于牛津大学坚持学术独立的传统，以及入学考试严格、学费昂贵等因素，长期只有少数学生的非正规听课，教师的主要精力是做研究工作，这就形成牛津早期汉学具有经院式的纯学术研究的特点。著名的中亚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敦煌取走的大量文书、文物，运回英国后，曾于1884年和1886年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里进行整理和研究。

　　1938年，牛津大学聘请中国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出任第四位汉学讲座教授，但他迟至1946年才到牛津履职。1939年，在汉学讲座教授空悬的情况下，由时任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的修中诚主持，进行了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创立了汉学科，确定本科4年制的课程内容和考试方法，设置正式学位。从此，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重心从经院式研究转到开放式教育上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到1949年仅有5人学成毕业。陈寅恪到职后，因双目失明，治疗无效后，遂于1947年辞归。牛津大学乃另聘德和美为讲座教授。德和美在1947-1959年间主持牛津大学汉学科。继德和美之后，霍克斯于1960-1971年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以专研楚辞、杜诗著名，同时，还是英文本《石头记》3卷即《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译者。

　　1961年，牛津大学成立东方研究所，集合各学院的东方学研究学者，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72-1988年，龙彼得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主要研究中国戏曲和道教，搜有大量罕见的版本和孤本。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牛津大学的汉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大多在国内外从事大学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有的供职于英国议会、香港政府及外交、商务、新闻传播等部门。

　　1994年，牛津大学组建中国学研究所，专门为该所拨出了办公、教学和科研的场所，将研究中国的传统汉学扩展到现代中国。

　　剑桥汉学“一枝独秀”

　　如果说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是代代相袭，形成了一个集体。一个个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并无惊人之功，然而，累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不起的成就。相对而言，剑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则是“一枝独秀”。而这个“参天大树”就是李约瑟博士(1900-1995)和他领导的李约瑟研究所。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大师。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鲁桂珍等3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他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4年里，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八度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这部计有34个分册的系列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逝世。遵照其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李约瑟临终前曾经预言:“中国??如此伟大人民的国家，一定能够再度崛起，一定能够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古代中国技术很发达，但发达的技术并未导致科学的出现，其原因是什么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什么是大学”7月里的一个夜晚，我在临着剑河上密尔池塘岸边一个名叫“Bala Italy”的酒吧里，一边品啜着爱尔兰黑啤“Quiness”，一边在脑海里翻滚着这个问题。西方人认为，大学是“University”，它的词根是 “universus”，也就是“普遍性”、“世界性”、“宇宙性”的意思。夜深了，剑河上的微风徐来，给剑桥的夏夜带来丝丝寒意，隔岸的酒吧将明晃晃的灯火，肆意地洒在宁静的剑河里。清华大学老校长梅??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我倚靠在酒吧临河的铁栏上，向东眺望剑桥城的夜空，几朵暗白的浮云静静地缀在暗红的天幕中，心里顿时涌起一股神秘而幽深的情愫。我想，“大学” 离不了“大楼”，离不了“大师”，也离不了“大梦”。牛津与剑桥里那无数古老的“大楼”，那古老的“大楼”里走出的无数“大师”，都引导着一代又一代牛津、剑桥的学子生发出无穷无尽的梦想，又激发他们终身地孜孜以求去努力实现那些梦想。于是，这才有了牛津与剑桥永世不竭的荣耀！

　　在我与牛津、剑桥告别的时候，我在内心里感到实现了一个长长的梦：当我迎着拂面清风在剑河上倘徉，当我抚摸着牛津城微光闪烁的卵石，我感到已经与牛津、剑桥所有的光荣与梦想，进行了一次最真切、最深刻的对话，那同样也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洗礼和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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