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哈佛大学推行奖学金制度改革，宣布对年收入在12万~18万美元的学生家庭，只收其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哈佛的教育费用。也就是说，一个年收入18万美元的家庭，供孩子上哈佛，食宿、学费、杂费加在一起，只缴18000美元即可。当然，年收入在12万以下、6万美元以上的学生家庭，在这一改革之前就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优惠；而年收入在6万以下的家庭，其孩子上哈佛的费用全免。

        要知道，美国中等家庭年收入尚未超过5万。年收入达到12万以上的家庭，十里挑一也挑不出来。这一政策，是在优惠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上，再进一步缓解中高产阶层的教育负担，引起了舆论的喝彩。不过，这一新政，也暴露出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次哈佛的改革和以前扶助贫困生的改革不同，针对的是中等富人阶层，这标志着常青藤的福利从穷人和中产阶层向富人扩张。难怪《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哈佛的改革，将激发其他一流大学类似的改革；用不了多久，上一流大学就可以全部免费。

        这么说绝非异想天开。以哈佛论，其捐助基金将近350亿美元，去年捐助基金的回报达23%，接近70亿美元。而从学生那里收取的各种费用，不过15亿美圆左右。即使这些费用(包括学费、食宿费、和各种杂费)全免，哈佛的捐助基金每年照样上涨50多亿美圆。所以，从学生身上收取的各种费用，对于哈佛来说已经没有财政意义。但如果将捐助基金平均到每个学生头上计算，哈佛还不是最富的。普林斯顿的捐助基金平均到每个学生的人头上就比哈佛多。哈佛、普林斯顿、耶鲁、威廉姆斯学院(Williams College)、安姆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等一流名校，其捐助基金以平均每个学生计都接近甚至超过百万美元。

        由于这些学校的捐助基金过大、投资于股市的增长率太高，就给美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两个挑战。

        其一，过去这些私立大学的经营，因严重依靠校友的捐助而能保证校友民主。比如，大学董事会要由校友选举，再由董事会任免校长。一些关键性的大政方针，要董事会最后拍板。而一旦捐助基金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和规模增长，校友的捐助就不再那么重要。校友的钱不重要了，他们的影响力就可能随之减弱。大学将更依赖能在华尔街投资赢利的金融家。这样，大学就从一个自治、民主的学术共同体演变为由CEO操控的大企业。校内的权力结构一变，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就可能随之而变。象牙塔一旦变成投资公司，教育的纯净性和超越性就丧失了。

        第二，巨大的捐助基金使一流名校变成彻底实行免费教育后依然无财政之忧，而州立院校和其他普通私立院校则不断在财政困境中挣扎，这就加剧了高等教育的两极分化。过去一些州立大学之所以还可以和常青藤名校竞争，就在于其学费便宜得多。但如果上哈佛真能免费，谁还会花钱到州立学校读书另外，普通的私立大学没有巨大的捐助基金，只能靠学费过日子。这些学校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不仅得提高学费，还得削减开支、雇用临时教员，这无疑将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如此一来将形成非常奇怪的结果：上越好的大学越便宜，上最好的大学免费，但上三四流的大学，则费用昂贵得惊人。那些哈佛、耶鲁的学生，毕业后不仅占据了最好的职位，而且无债一身轻。而三、四流大学出来的学生，由于训练很差，只能找低端的工作，而且因为学费太高，毕业后会欠一身债务。这岂不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

        美国社会必须尽早面临这一挑战。不久前一位投资公司的总裁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提出了一流大学和三四流大学分享资源的方案：凡是捐助基金按平均每个学生计算超过50万美圆的大学，其捐助基金投资的回报要纳税(目前大学因为属于非营利机构，其收入是不纳税的)；然后用收上来的钱创立一个共同基金，把这些基金分配给缺乏捐助基金的学校；其中最穷的学校在领取这些基金时有优先权。

        那么，这一劫富济贫的“大锅饭”式的方案是否和美国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相冲突呢我看未必。

        美国的职业橄榄球联盟实行的正是这种利润分享方案：每年赛季结束后，冠军队和最后一名的弱队都把大部分比赛收入上缴联盟，然后各队分享收入，但其中成绩最差的队在第二年“选秀”时享受优先权。这样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各队实力平均，使比赛水平接近、更加好看，进而维护联盟的整体利益。人称这一制度是“橄榄球社会主义”。

        美国各大学之间的关系当然和球队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但是，美国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整体，有四千左右的大学为社会各个层级提供优质服务，有整体的利益要维护。这一整体如果过于贫富分化，也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所以，“橄榄球社会主义”也许是未来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经之途。（编辑：毛毛）